原罪民

「法律點解大曬？」為何法律全由權貴高官「話事」？

絕大多數民眾沒有參與法律制定，卻被法律影響最深。可惜，香港的「沉默大多數」往往抱有「生不入官門，死不入地獄」的「食花生」心態，認為上法庭的就必非好人；他們認為法律至高無上，只要自己不「行差踏錯」，便可安然做小民。

然而，法律其實離我們很近：例如說，所謂「執法」並不單由專門部隊履行，而是由社會中的每一個「我們」完成的。

回想一下過往的經歷：等車要排隊，大家不需「排隊刑警」也會自覺守規。我們知道這是因為「先到先得」最為公平，但再回想小學時「打鐘要定格」的要求，無論是八歲抑或八十歲，我們都未必明白當中意蘊。筆者記得學校要求風紀到處巡邏，確保所有人都乖乖變成木頭人，但總有人會偷偷喝水吃零食。

學校正是一個獨裁、無民主國家的縮影。所謂校規，為何風紀和班長就不用遵守？訓導主任何解可在學校裡吸煙？

規則，或法律，是由所謂社會「煲老火湯」般「煲」出來的，並非由精英集團獨裁制訂，或由天啟「賜十誡」而成的。

通俗地說，法律不是定期存款也不是綁定手機的長合約，而是社會的一些「約定俗成」。它需要多年歷史來一步步建構，是不同世代的共同認知、意見總和。它亦社會契約的具體化：法律的對象是廣大市民，因此只有每一個人都理解、尊重、信任法律系統，它才有辦法正常運作。無論是rule of law或rule by law，法治的系統之所以有正當性，也正是因為其對社會中的每一份子（包括法制中人），都處以均等的判決。中華文化的司法神話中有包青天，狗頭鍘虎頭鍘龍頭鍘人人有份，西方司法神話則有「盲眼」的正義女神。套王喜在杜汶澤訪問中說的「左手拉人右手拉自己」，法律體制並非（如梁振英般）「超然」於社會，本身也要為法制所裁判。

誇張點說，法律系統是一個blockchain（區塊鏈），每個單位、每個成員都要為維持這個系統努力，法制的每個功能都是系統中的重要零件、每個市民都是「神聖不可分割」的一員。固然每個人都要拿著石頭，準備審判自己他人；如果只想著要懲罰他人，不肯讓別人砸自己，那只有無罪的人才能扔石頭。

然而，如今法律體制中人多了一分「污糟邋遢」，上至律政司女士，下至各位馬前爛頭卒（a.k.a. Condom），最近為黨效命的，還多了一些有「高尚情操」者。這種對法制的污染，已違反了香港人不分左中右藍綠黃最基本的共識——「唔好做到咁核突」。

香港法律一直套用普通法（Common Law），背後有法學哲理、亦有各種人性和常理；它包含了無形的制約，給予市民尊重彼此自由，以不越界的空間——亦即係黃子華口中的面斥不雅。因人人都能理解這種英聯邦式的不成文法規，香港法律才可被寫得有彈性而充滿生命力，醞釀出香港的核心價值、競爭力基礎。

作為法治已死的陪葬品，無罪假定最近被遺忘，眾多被黑警濫訴的人必須苦苦尋找自己無罪的證據；恰巧持有鐳射筆，即被控襲擊警察。限聚令罰單，不夠五人也照樣可開；10位condom先生共聚一堂、食宵夜吹喇叭「響埋樽」卻無問題。正如湯姆·賓漢（Tom Bingham）所定義的「法律要清晰且可預測」，若法律是大家用「common sense」無法理解的，市民又該如何遵守呢？如果法律的「龍門框」只能靠特殊人員定義，而不屬特權階級的升斗市民只能踩地雷般提防「誤觸法網」，它其實已失去最實務的社會作用，只是一個由黨國指導及「點讚」織成、依賴「暴力分子」消滅觸及者的電網。或許我們已身在動物農莊了，成為「被平等」的家畜。

這才是所謂的「法治已死」，死完之後，deadbody還變成了暴政病毒寄生而成的喪屍。

在體制中每一份子（也就是「沉默大多數」）心智聾盲的情況下，所有溫和、中性的聲音和舉措，都引不起絲毫注意。當年的猶太人面對國家機器判處的、合法的「最終解決方案」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），有大部分都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又一次地自願排隊，接受納粹黨分類及登上火車的，哪怕他們或多或少知道，某邊的車隊將把他們送去接受死刑 ¹——心存僥倖：「今次應該唔關我事。」或許真是最可怕的詛咒。這時，我們只能吶喊、誇大動作：對於正排隊落油鑊的青蛙們，唯一能讓牠們回頭的，就是這幾句「吶喊」。

萬物皆有因。正如大律師劉偉聰在《視點擂台》所說：「香港人應反抗、對抗加諸身上的專制、暴政。」反抗的根因是崩壞的法治、恨的背後是麻木不仁。而我們的剛烈，我們的「叛逆」，正是要人在花生、口水、潮文中，張開耳朵，聆聽自己最後的SOS。

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。香港人，唔好被送入集中營呀！

註1：有興趣的話，可看看Art Spiegelman所著的圖像小說《Maus》。

文：Afrida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