認罪無罪

37th May 13, 2020

上週一(5月4日),21歲的冼嘉豪在區域法院承認去年6月12日於金鐘參與暴動;同日,「岳義士」承認一項襲警罪,但否認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、抗拒警務人員兩罪;21歲的孿生兄弟,因上年9月7日凌晨破壞輕鐵濕地公園站的設施一同被捕,承認刑事損壞罪。部分網民認為認罪是對極權低頭之舉——實情又是如何?

認罪者

冼嘉豪在庭外向傳媒透露,是細閱證據後才決定認罪;但即使認罪後能扣減三分一刑期,仍預計或要服刑至少四年。他亦表示自被捕一刻起,已沒再憧憬未來。一個每天出門前會吻別母親的青年,今個母親節卻可能要與母親道別數年,為香港民族奉上大好年華。洗嘉豪步入犯人欄前寄語「香港人要掙扎」,仍牽掛香港民族信念及命運。手足不會貿然認罪,必然是與律師有充分溝通後,才作出如此艱難決定。

有人讚賞岳義士當初「打狗救人」之舉,卻無法接受他擔下「襲警」之罪名,何其諷刺。「手足好嘢」「黑警抵死」,眾人似乎只能對螢幕中的打鬥拍手叫好,卻認不清勇士被拘捕定罪後,將為自己的義勇肩負多沉重的擔子。由被捉入「臭格」、遭受暴力對待、無理宵禁,到數以年計的庭審,他們在受港共陰霾籠罩的法庭上,只能如刀俎上之魚肉——一切都是巨型的政治審判,一場旁人無法體會的惡夢。

以減刑為目標導向

於全面審訊前以減刑為目標導向認罪,是減刑策略之一。「認罪可減刑」背後的政策理由為若被告人在案件早期認罪,便無需進行全面審訊,可節省控方和法庭的時間和資源。故法院為不同刑事程序的認罪,訂立不同的減刑幅度,最多可有三分之一的減刑,越遲認罪,減刑越少。

暴動及襲警罪名如因監控影片及證物等證據確鑿,難以脫罪,退而以減刑做目標也未嘗不可取。若認罪能成功扣減刑期,再加上服刑期間因行為良好而減刑、扣減還柙時間,對入獄手足而言或許已是最理想方案。

為何其他方法無助減刑?

佔中九子嘗用「公民抗命」抗辯,以換取減刑;判決此案的陳仲衡法官卻指,辯方需自證「行事時有合理的節制,未造成過份的破壞或對公眾造成太大的不便」,及「願意接受法律懲罰」。1 被捕手足的抗命形式為武力抗爭,行動時亦隱藏身份避免被捕,故難以使用此抗辯理由。

其他可改變判刑的途徑還包括定罪後就定罪或刑罰提出上訴,但香港司法墮落:以潘兆初、楊振權法官為首的上訴庭,前者曾判港共禁蒙面法上訴得直,後者就曾作「大名鼎鼎」的「歪風論」,訂立以重刑鎮壓示威的指引——意味著身陷囹吾的手足想上訴成功,可謂難上加難。待判刑後上訴,更有一定風險:如上訴失敗,法庭可以提高刑罰,或下令刑期不扣減羈押時間,變相使手足處境更嚴苛。

認了罪,低了頭嗎?

「光復香港」,是違法達義的革命。當我們以社會公義為目標,犯法行為便是為了突破殘缺醜陋的法制;既犯法是為了凸顯制度之不公,認罪也只能被解讀成對法制醜惡的進一步揭示,絕非「向不義低頭」。同時,我們也該放下「認罪等於投降」的成見:認罪是策略性的,不僅是手足想早些繼續與我們並肩作戰的手段,在囚手足的身份亦並非如眾人想象中般無足輕重——戴耀廷曾在紀錄片《我們有雨靴》説:坐牢亦是運動中的位置之一;邵家臻在《坐監記》一書中指,監獄是公民抗爭場域之一,需經常提醒自己是捨己為公而被政治檢控的在囚抗命者。

認罪者無罪,有罪的是醜陋的極權,是不公允的法制,是玩弄權柄漠視民生的上位者,以及為虎作倀、迎合無恥政權的所有人。

抗爭共同責任

手足認罪,並非事件終結。我們必須負起兩個責任:一,繼續爭取五大訴求。「撤回暴動定性」及「撤銷抗爭者控罪」,是抗爭者作為共同體要爭取的;而現今上庭者承受的,正是我們未能成功爭取的後果。五大訴求不僅是一句口號,更是一個目標、一份責任,是香港民族對受難者的承諾。

二,繼續關注在囚手足狀況。香港懲教制度問題備受忽視,日前又爆出懲教所內暴力虐待政治囚犯的問題;比起爭論「認罪與否」對實現五大訴求的影響,是時候正視監獄人權問題了。


1〈【九子案判詞】官:公民抗命非抗辯理由 佔中不符「合比例參與」定義〉,《眾新聞》,2019年4月9日。

文:木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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